流言如火：“劳改犯将血洗广州！”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革高潮中的广州。
街头小报是这样描写的：
“……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注一）。
广东省军管会当年的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八月六日，广州市各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抢枪的群众组织41次冲击。
八月七日，广州海珠区，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和郊区的公安局派出所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的被关押犯人因为无人看管，已自行出走。
八月八日，郊区茶头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八月十日，槎头收容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拒收83名偷渡人。由此，“释放劳改犯”谣言不胫而走……
八月十一日，一位自称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慌……”（注二）
一位当年群众组织的头头回忆说：
“大约就是八月十号，我们占驻海珠广场广交会陈列馆的“红联”总部突然接到省航运厅军代表的电话紧急通告：有几千劳改犯正乘坐“花尾岛”（船）从北江往广州开来……”(注三)
“劳改犯即将血洗广州”！——流言像野火一样迅速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蔓延，烧烤着惊惶失措的市民紧张得已经快要崩裂的神经。自古有云：“小乱入城，大乱下乡”，一些家庭开始设法把老人孩子疏散到乡下或外地去。各单位和居民点都紧急安排值班守夜，联防自保……
闸巷自保，“街道联防”应急生
据老街坊说，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制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民就有闸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它许多城市，可是居民自发栅闸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当年香港出了一本关于广州文革的书，其中提到：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随着街道联防的迫切需要，街道联防的形式愈见严密。后来，各街道之间，都设有闸栅，这些闸栅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一般都很坚固。材料的来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当时广州的一般街道，普遍设有这类闸栅，就象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 入黑时分, 这些闸栅就会加锁, 禁止出入。”（注四）
广州文革武斗是在七月二十号“华侨糖厂事件”及七月二十三号“中山纪念堂事件”后逐渐走向高潮的。但笔者认为，大规模把街街巷巷都闸拦截断，应该还是在八月十号和十一号关于劳改犯的流言传开以后，才陆续开始。此时广州市民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自发建立的各街道联防纷纷行动起来，设闸，筑工事，加强值班…… 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对付传说中“兵临城下”的大批“劳改犯”。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夜间开始，中国南方开埠最早的文明古城广州，终于发生了近代史上最惨烈的血腥大屠杀——
喋血街头，花城无处不飞尸
（一）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号，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
素有“花城”之称的广州，满城上下，冰清玉洁的白兰花，焰红如火的凤凰花，妖娆妩媚的紫荆花等争芬斗妍，竞相开放。街头巷尾，槛内幽兰花正香，墙头红杏暗如倾…… 上帝创造的自然界草木万物，衰荣生息，自由自在，毫不理会人类社会的风云险恶。
黎明永远给人带来新的希望。阳光更使人忘记黑夜的恐惧。
尽管最近武斗频繁，谣言满天飞，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工人要上班“促生产”，主妇得上街买菜，有些老头老太太还坚持去公园练太极拳——毕竟文化革命已经乱了一年，还有什么没见识过？
今天，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可是，经历过这一天的每个广州人，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当他们清早开门上街后，扑面而来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恐怖震撼——西关，自古商贾云集的广州最繁华之地，街道两旁的树上，电线杆上，吊挂着一具具龇牙咧嘴，蓬头垢面的尸首。一些十字路口死尸更集中，有的就横七竖八摊倒在人行道或街心岛的岗亭上……
人民路，广州市内的主要干道。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民”，表情麻木地围观另一些被吊死的“人民”……
黄沙，邻近旧时沙面租界的七号公共汽车总站，有三具死尸。围观的人说是劳改犯，也有人说是广西造反派。有附近居民说，夜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听到，但早上看到的尸体却是刚死不久的，因为肤色新鲜，还可以分辨出来……
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门口正对的十字路口街心岗亭上，倒伏着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该电影院的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海珠广场，纪念解放广州的雕像脚下，坐着一具尸体……
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河南同福中路的吊尸，下巴还挂着长长的粘液……
市中心的惠福路，有一男一女两具吊尸，被写上“奸夫淫妇”四个大字……
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 “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还有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中山路，连新路……到处是死尸，吊尸！
从11号夜间到12号黎明，广州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十九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目击者，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所有被访者看到的都是12号早上以后的陈尸现场，没人能提供天亮以前的大屠杀任何细节和过程。唯一只有笔者的一位朋友的回忆，还隐隐约约留下一些猜测想象的空间——
（二）三个走投无路的“农场人”
“那一年我14岁,家住文德路。‘街道联防’开始以后,市民把附近建筑工地的棚架都拆了,用来筑路障。整条文德路几乎都被截成一段段，每个路口有闸门,夜晚关闭,居民轮流值班。
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己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下午再去看,也死了。当时听别人讲,这三人是 ‘农场’出来的,这两天大白天都在附近徘徊，早引起居民注意。现在猜想,‘农场’可能是外地的国营农场，也可能就是指 ‘劳改农场’。死尸当天被运走了。派出所在现场附近贴了一张告示,还记得内容是说明死亡原因的,有 ‘群众打死’四字。
推想这三人在广州肯定无处落脚，流浪街头，那天因为街道一下子都被拦截起来，晚上只好躲在闸街的棚架下过夜。可能夜里值班的居民太紧张，疑神疑鬼，看见有人影晃动就敲锣发警报，于是附近所有联防点都群起呼应，喊杀声四起，有胆大冲动的青壮年持长矛（磨尖的水喉管）和刀棍冲出来扑向黑影，夜宿者唯有拔腿逃跑，这更坐实了追捕者的怀疑，前后其它联防点的人也冲出来加入围堵，黑夜的混乱中不由分说，刀棍乱石齐下……
要问这事是那一天发生的？具体日期我记不得了，不过我肯定是广州打劳改犯的第一天，因为之前还没有。”
这位目击者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夜间发生的一切，但他根据现场所见所闻而作的推断描述，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至少，他本人还是12号白天后续暴行的目击者。事实上，“吊劳改犯”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11号一个晚上，12号白天以后，还非常惨烈地延续着……
（三）一个“畸形人”之死
讲这个故事是一位大学教师，笔者的同事和朋友——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他在讲述12号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先讲了某个夜间的见闻：
“……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这一带都是干部宿舍，可能干部也参与了），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 ‘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
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带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讲述者无法确定三十九年前发生的事，究竟在哪一个晚上。同样，下面关于“畸形人”的事，他也记不清是那一天了。
“ 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口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象‘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此时刚放出来。我因为赶着去办事，没再停留。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笔者肯定此事就发生在12号，是因为后来在美国又得到另一位目击者的证实。他说：
“那天我离家走上吉祥路，先是在和连新路交口处，中央公园侧面，见一群男人——大大小小不同年纪男人，正围着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人拳打脚踢，用皮鞋踢…… 。是不是‘畸形人’？看不清，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当时他口角流血，还未死。
我继续沿吉祥路上到前面的中山五路。路口东南角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被绑坐在树下，胸口一摊血，看来是被利器插死的。
穿过中山路上教育路，又见有一女人被吊在树上。附近好像还有死尸，我害怕了，不想再看，转身往回走，又返回连新路，只见刚才那人已被吊在榕树上了……”
此地点只发生过一件吊尸案，两者所见肯定是同一人。后一叙述者虽然同样记不清日期，但他记得是陈尸最多的那天上午。他也目睹了教育路和惠福路交口的那具女尸（许多广州人都对这女性被杀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二号。
其实，“吊劳改犯”期间，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在广州城到处都有发生，更为大规模的屠杀场面出现在沿江路，广州当时最高级涉外宾馆之一的“爱群大厦”附近。
（四）珠江河畔的恐怖屠场
广州人没有不知道“爱群大厦”的。解放前她就是广州最高最摩登的地标性建筑。50年广州解放时，第一副巨型的毛泽东画像就从这里垂挂下来。几十年来，它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广州城，见证历史的变迁。文革中，广州近代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就在她的脚下展开。
爱群下面沿江的堤岸上种有成排的榕树。太平时节，榕荫下，游人凭栏欣赏珠江美景；情侣相依坐在石凳上絮絮私语；有人把鸟笼挂上枝头，在人行道上打太极拳；有人蹲在江边梯级摆开棋盘厮杀，时有围观者七嘴八舌品评支招；还有一些三轮车夫，把车搁在路边等客，三五个人就在江堤上围成一圈踢毽子……
“吊劳改犯”期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恐怖的画面：
（以下主要是笔者的06年夏天的采访记录，被访的目击者都是笔者的朋友和亲人。）
“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象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这事我叔叔也知道，他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了。”（肖先生，广州）
“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 ”（肖先生，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 “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 “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我不敢再看,赶快走开。是什么人?不知道。那时都说吊死劳改犯吧。场面很乱,我离得远,听不清。你问具体是那一天？记不清了。”（谭先生，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 《汤生龙日记》（注五）
千古奇冤，文革悬案何时了？
当年“吊劳改犯”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一共死了多少人？被打死的都是 “劳改犯”吗？把人打死吊死的又是何人？此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疑问，三十九年来，从来没有过任何答案。早在事发第二年，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曾联名要求省军管会调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文革以后，任何公开的官方档，报章杂志，几乎从来没有只言词组提到过此事。（直到去年，广州市政府编的内部发行的《广州市志》，才语焉不详地用寥寥数语提到曾发生过该事件。）
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不过是动乱年代死了一些无名无姓的倒霉蛋罢了，文革冤死的人多啦，有必要都翻出来吗？你身居海外，有多大能耐？你不怕惹麻烦？——笔者的许多朋友，乃至亲人，都不赞成深究此事。
确实，要查清此事，回答上述所有疑问，非吾一人力所能逮。但此事不可不查，原因有三：第一，肯定这是广州文革中最大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肯定死者都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吊劳改犯”事件一共打死多少人？
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应该是来自当年负责收尸善后的省军管会纪录，可是不知何故，在已经解密公开的“省军管会值班日记”，可以看到事发前的逐日来电纪录，却看不到任何事发后的相关纪录。这是非常奇怪的。
当年“东山区批陶联分部”的小报报导，死了67人。（注六）此若只是传闻而已，或是一隅一时之数，就无实际意义。
最新的官方《广州市志》，对事件的过程完全回避，却提到“一夜之间数十人死亡”。（注七）既非整个事件的死亡总数，也太过笼统，实在无法采用。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曙明先生和笔者先后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统计死亡数字有何意义？我们不妨先看看文革期间广州武斗总共死了多少人。笔者最近分别访问了当年对立两派组织的头头，一起扳着指头逐个事件，逐个单位计算，把前后持续一年多的两派武斗，其中包括67年夏季动枪架炮的第几次大型攻防战，两派直接死于武斗的成员都加起来，实际总共大约也就几十人。相比之下，无论怎么统计，高潮只有一两天（零星延续不过三五天）的“吊劳改犯”事件，死亡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该事件在广州文革史中怎么能够一笔勾销？何况，死者又都是一些完全无辜的人。
“吊劳改犯”事件死的都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谜！
一般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部分广州市民听信了劳改犯冲击广州的谣言，惊慌失措，反应过度，在黑夜混乱中把一些流落广州无家可归的外地人，例如乞丐，流浪汉，串连的学生，工人和夜里上岸入城的外乡农民等，当作“劳改犯”打死了。这可能占相当大部分。另外，精神病患，小偷及一些原来就被视为被专政对象的人，如组劳人员，工读学生，偷渡者和四类分子等等，都成了打击发泄的目标。至于真正的劳改犯，因劳改场已无人看守而出走，进入广州被打死的，可能也有，恐怕只占极小比例。
上述说法仅仅是推断而已，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死者家属事后出来要求平反伸冤。
没有听说过广州居民的任何亲戚朋友死于这次事件。
更没有任何官方材料公布死者的身份。
由于八月十二号早上广州城突然出现大批死尸，事后，这些人的死亡经过不得而知，他们的身份又说不清，整个事件就显得扑朔迷离，非常诡异。（有人因此判断是一个大阴谋！）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死者是何身份，哪怕他们是犯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自行执法，随意取人性命。何况当时并没听说这些人有任何的现行暴力犯罪。相反，他们恰恰都是在无法申辩，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单方面的暴力处死的。
“吊劳改犯”事件的真相也许会永远石沉大海，但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是，事件中的死者绝对是无辜的。他们不幸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历史不应该把他们遗忘！那么多无名无姓的“贱民”，在号称追求“大民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些可能只是普通的（却自视高人一等的）下层市民，像围捕野狗一样无情地扑杀了…… 将近四十年过去，中国社会似乎业已发生巨变，据说已由封闭变开放，由贫穷变富裕，是不是应该到时候，给这些可怜的牺牲者一个说法了？
近年，广州最热闹的市中心北京路（步行街）上，发掘出宋元明清的历代古道，被用玻璃罩围起来，展示炫耀这个城市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文明历史。笔者不合时宜地抛出此文，就是要子孙后代都知道，在这同一条路上，也曾留下这个城市的耻辱——文明的耻辱！
* *
对生命的极端轻蔑，对人权的恣意践踏——文革留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记忆永难磨灭！
谨以此文哀悼三十九年前今夜，因为无处栖身，无口申辩，无力自卫，无可逃循，而在我的故乡广州死于非命的那些普通人——劳改犯，小偷，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农民，妇女，儿童和其它外乡人……
拼一首：
布被秋霄梦觉 ，眼前万里江山：
宝马雕车香满路 ，野鬼孤魂 ，无处化凄凉……
2006年8月11日深夜于芝加哥
附注——
注一：摘自《批陶联战报》，转引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二：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广东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以下军管会日记同）
注三： 黄意坚，男，原中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文革中曾是 “中大八三一”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武斗期间任旗派最大的联合组织“红联”属下“红警司”的政委。红联总部设在市中心海珠广场的广交会大楼内。67年8月“吊劳改犯”事件前后，维持治安的广州公安系统因闹派性陷于瘫痪，“红警司”一度借重公安造反派的力量管理部分城区。68年两派大联合后，黄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此段取自2006年5月笔者对其本人的访谈纪录。
注四： 同注一
注五:汤生龙日记《大学岁月-武斗内战》http://www.zigui.org/author.php?id=21682
注六： 同注一
注七： 《广州市志-大事记》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原文已发在零七年一月三号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三期》。后被转载于及国内外多个网站。希望今后有更多知情者能提供新的线索。）
資料來源：2012年06月27日小林绿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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