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初，上海的許紀霖教授再次來到闊別了十年的紐約。他來紐約的一個重要事項便是再次去拜訪住在普林斯頓小鎮上的余英時先生。他來美一個多月前便與我約好了去拜見余先生的日程，讓我屆時開車送他到竹林幽深的余府。真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已是我的朋友許紀霖第二次讓我陪他去看望余英時先生，就是因為我與余先生都住在美國新澤西的同一個小鎮上，從而使我有機會第三次聆聽了余先生的長談。
那天余先生給我們每人送了一本今年中華書局剛出版的《余英時訪談錄》，並在做過印刷錯誤校正的書的扉頁用雋永的行草親筆題簽。前段日子把這本《訪談錄》一口氣讀完之後，又回味了那天足有四個多小時的談話，難免感慨萬千，思緒難平。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的一句話：「筆的威力勝於劍」（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刀槍可以征服一片國土，但要建立一個合法而穩定的政權，還得靠合理的思想；反過來，一種思想深入人心之後，遲早會有一個體現這種思想的新政權出現。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也講過類似的名言：「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於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
中國傳統的「士」和現代的知識人可以說是余先生一生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士人的「承擔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余先生尤其欣賞有承當精神的士或知識人，因為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他們都只是少數中的少數。而且我想說，真有承擔精神或敢於「向當權者述說真理」的知識人，在西方也同樣是少數中的少數，比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夕，美國大多數的自由派知識人也都為當權者唱起了讚歌。
在今年春天的「重慶事件」後，我們的話題難免涉及到了曾經充任重慶幫幕僚的一大批所謂「新左派」。事實上在這本《訪談錄》中，余先生對所謂的「新左派」就有不少批評。上世紀初國人「尊西人若天帝，視西籍若神聖」的風氣至今遺韻猶存：「有些『新左派』批判西方，完全依賴西方後現代論者的說法，中國的人文研究和思辨能力尚有待加強。」（第79頁）但是余先生對未來中國走向世界文明的普世精神抱有充分的信心。在2006年獲克魯格終身成就獎的致辭中，余先生提到了人道和人的尊嚴是中國文化之道的核心，未來的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將出現一個殊途同歸的趨勢。這是一個現代知識人的普世主義信仰。
讀完《訪談錄》，我忽然感悟到，就像當年的雨果和托瑪斯．曼一樣，余先生也是因自己國家的政治動亂，而自願放逐到海外的一位文化人。自1950年離開大陸後，余先生只在1978年秋天隨一個美國學術界的考察團到中國訪問了一個月。那天有人問起了余先生何時再回大陸訪問？故國即在心中的余先生回答道，哪一天大陸的自由之聲真正得到確認之時，他才會考慮再度訪問。然而余先生思念故土的赤子之心則在他1978年訪問大陸時所作的兩首七絕詩作中躍然紙上：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鳳泊鸞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
資料來源：2012年07月12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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