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李兆忠在推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先生寫的《日本論》時說，這本小書對日本文化分析之透徹入微比潘乃德（ R. Benedict）的名著《菊花與劍》有過之而無不及，要知道《菊花與劍》已成為了解日本民族、文化的權威入門著作，書中提到日本人的「恥感文化」也是一個非常獨到的觀察，要超越《菊花與劍》並不容易。
看過《日本論》後，倒覺得兩本書性質不同，取向不同，不能直接比較誰優誰劣。《菊花與劍》以理論先行，以「恥感文化」、「罪感文化」比較日本與西方的差別；戴季陶的「日本論」則像一頁頁白描，提出沒有預存立場或理論的觀察。真要比的話，《日本論》多些人味，比較可觀易讀。
先說一下戴季陶先生。他是國民黨元老及黨內的日本通，曾任孫中山先生秘書，多次陪同孫先生訪日會見日本政要，充當他的繙譯。據說，戴先生日語的流利程度連日本人也分不出他是中國人。多年在日本生活加上辛亥革命前後跟日本政要有接觸，戴季陶先生對日本上下自有特別的觀察。書中有一章特別談軍國主義，他認為日本軍國主義源自明治維新的軍閥，包括長州藩、薩摩藩。由於掌權的主要人物幾乎清一色是武人，雖然開設了議會，制定憲法，但政權的重心完全是在軍事機關，即使是日本天皇，也不得不戴上「陸海軍元帥」這個銜頭，以顯示他手執政權外更掌管軍權。明治政改以軍人、軍隊為核心的政體，後來出現的政黨也無法擺脫軍隊或將領的影響，根本無法成為有力的制衡，更不能團結日本民眾擺脫軍國主義。
此外，戴季陶對日本武士道的分析也很有趣。他認為武士道講究的「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其實都不過是保衞藩主，保護主人及自己家系的一套做法，不算是甚麼超然的精神原則，甚至可說是一種「奴道」。他更認為武士道的具體表現如「仇討」（復仇）及「切腹」沒有甚麼大不了，只不過是一種「民族的自盡自讚」。若果「仇討」可以高舉為人類美德的話，非洲、澳洲土著部落「也就很有自負資格了」。
《日本論》除了政治外，還有對社會面貌的描繪，如甚麼是「町人」（商人）性格，日本人的美學等。不管是「反日」或「哈日」族看這本書都肯定會對日本有更全面的了解。
資料來源：2012年07月20日蘋果日報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