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28, 2012

李怡:我也曾被洗腦

洗腦, Brainwash,這個詞最早見於1955年,美國一名精神科醫生艾文.卡麥隆在《週末》雜誌講述「有益的洗腦」,指的是對精神病人的一種治療方法。其後,在冷戰時期,美、蘇、英、中投入研究洗腦的人力、經費和實驗,目的是要改變特務罪犯的思想,要他們招供。
蘇聯、中共等極權國家對罪犯和「階級敵人」所作的「勞動改造」或「思想改造」,是另一層次的洗腦,從刑事罪犯改變人生態度並恢復正常生活的角度來看,未必是壞事;但一些戰犯或政治宗教罪犯的回憶,則顯示這種改造往往是把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改造成一個信仰共產主義、服膺極權政治的人,這是國家暴力專用於對付「階級敵人」的洗腦工程。
真正對社會造成災難的洗腦,不是這些,而是由掌權者發動的大規模和連續的国主義宣傳教育運動,把意識形態和領袖崇拜推到神化和迷信的地位,其中又配合物質的與精神的待遇把人分成十等,使整個社會幾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甚而失去了對父母、子女、或夫妻之間的天性。文革時這種洗腦運動最瘋狂,而越年輕的族群就對於包括自己親人在內的「階級敵人」越殘暴。許多被國家機器折磨致死的人,臨被處決時還要喊「毛主席萬歲」「祖國萬歲」。他們的思想、意志都受黨國領袖的感情支配,失去了理性。
我出身於左派學校和左派機構,也曾經被洗腦,把追求平等的理想與號稱要實現人人平等的政權連在一起。我憑着個人意志和努力走出了這個怪圈,但深深認識到這種大規模洗腦給社會造成的災難,真的會永劫不復。

資料來源:2012年07月29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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