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氏女》是我第一次正式寫出的中篇小說。為甚麼說是「正式」呢？因為此前有過一次「非正式」寫作，那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了。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上班，用業餘時間寫的， 6萬字左右，題目叫《殉葬品》，女主人公是個女囚。寫時，就沒打算發表；寫後，一直放在抽屜裏；寫的理由則很簡單──牢獄生活對我精神傷害太大，太深。監獄裏蹲了十年，出獄後噩夢十載。白天奔波勞碌，夜晚被人追逐殘害。夢中驚魂不定，醒後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藥也是無效。那時母親健在，我不敢講。她的心早已破碎。
怎樣才可結束內心的恐怖？想來想來去，唯一的出口就是傾訴，傾訴的方式就是用筆寫出來。寫作，即成為精神釋放，也是心理平復。我開列了十個女囚名單，打算以她們為原型，寫十個故事。至今她們可能活着，也可能自殺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寫成小說，一直為此而準備，包括詞語方面的。後來改變了寫作方向，先講述父輩的故事。
意外發生了！《告密》，《臥底》兩文「吹皺一池春水」，我被朋友擊倒。無法想像那麼正義且有知名度的人出來了。有的人打算通過過硬的關係，調出我的檔案，看看章詒和是否也有告密行為。有的人開始作章伯鈞的文章，說他從來就不是東西，無非馬路政客，投機分子。有的請出香港知名人士，報告打到最高層。憂煩不盡，心亂如絲。我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多麼強大的實體；我也才懂得某些制度是不能碰的。雞蛋碰石頭，我連雞蛋都夠不上，是粉塵，一粒粉塵。
「蘆花吹白上人頭，鏡裏蕭疏不奈秋」。已是垂暮之年，決定另走一路，於是打開抽屜，拿出了以前準備的所有材料和自己寫下的許多片段，寫起了小說。一下筆，便知轉換文體之不易。散文很自由，而小說首先遇到的就是人稱問題。散文不用設置人物關係，而小說人物關係的設置就至關重要。散文裏，自己想說甚麼說甚麼，在小說裏，主觀情感不可投入過多。一切都不熟悉，均需從頭學起。所以，我很吃力。由於認真，故又很賣力。
出獄就寫下十人名單，要寫出她們的故事，劉氏女為其中之一。從外貌到情節，皆有所本。特別是犯罪情節，我再有想像力，也寫不出來那個孩子──那個一歲左右的兒子。別說是我，就是勞改幹部在看了劉氏女的檔案，也是倒吸凉氣，覺得離奇到不可思議，但事實如此。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強調文學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源於生活，我同意。但高於生活，就未必了。現在許多藝術作品，遠不如自然形態。
小說是編的，小說的好壞，就看你的編功如何。《劉氏女》講述的是個真實的犯罪故事，框架，過程，起始，收煞，都是現實版。我在「序」裏說了，吳祖光聽了我講的劉氏女，激動得在客廳裏走來走去。其實，後來我還講給「臥底」馮亦代聽。他聽罷回家，三日後打來電話，說，「兩晚沒睡好，小愚，你寫出來吧！多麼好的小說，也是一部電影。」我說自己會說，不會寫。他說：「你會寫好的，如有不足，我來幫你。」足見，事實本身就異常曲折豐富，無需虛構的。它的真實性，生動性就擺在那裏，就看寫者筆下功力如何了。
有了基本情節，不等於有全部情節；有了基本框架，不等於有了整個結構；有了人物，也還需要有人物關係和他們之間的交織糾纏。這就靠虛構了。比如，貫穿全篇的一個重要細節是納鞋底和鞋墊。這是犯人打發時間的針線活兒，我後來也學着做，做了一雙灰色的鞋墊寄給母親，左腳鞋墊腳心部位繡了一個「女」字，右腳腳心部位繡了一個「馬」字。兩隻併攏來看，就是「媽」了。母親接到，流下了熱淚。監規不許犯人彼此接觸，更不許過密交往。所以，她們的感情表達往往是無言的，對你好，就偷偷塞過來一塊窩頭片。她們很少寫家信，對親人的一腔思念，以及自己對未來的嚮往，大多傾注於千針萬線。星期天的監舍，簡直就是低頭扎鞋墊、納鞋底的一派風景。劉月影納鞋底的動作貫穿了始終，而它恰恰是虛構的，她本人很少做針線活兒。她的刑期是坐滿的，一天不少，從未減刑。書中有關減刑的一節，以及監獄大火等情節，也都發生在別人身上，我無非做了「移花接木」。
除了細節的虛構，更多的虛構是語言部份。小說裏的人物對話，是我寫的。犯人說話，全是髒話，黑話，我不能照搬。只在易風珠一個人身上，保留了一點痕迹。就是這點痕迹，想不到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在我的新浪微博裏，總有人詢問：易風珠是個甚麼樣的人，她後來的命運呢？意想不到吧。
說到我對劉氏女的感情態度，不禁想起自己的囹圄生活。百年光陰，眼底挫折，人生如在夢裏過。大體講來，我和犯人相處還好。究其原因，可能是這麼兩個。一個是我有些文化。要知道在中國的普通監獄所關押的，絕大多數是農村犯法分子。即使有文化，也是初小，高小，初中，讀完高中的就很少了，至於受過高等教育的，那更是「稀缺物品」。就像民國時期的鄉村，農人村婦都比較尊敬私塾老師一樣，她們對我多少有些敬佩。越是文化低的，越對我好。反倒是幾個文化高的，彼此勾心鬥角。一天勞動下來，人都快累死了，還不好好歇着。你看她們在床上躺一會兒，喝幾口水，接着就拿出紙筆，寫檢舉信，密告誰在勞動工地上說甚麼了，誰對過往的男犯搭訕了。我愛說笑，故經常成為她們揭發檢舉的對象。說起密告，相比而言，教育程度低的比教育程度高的要少得多；刑事犯比政治犯也少得多。我喜歡刑事犯，她們簡單，痛快。我將連續寫出的女囚故事，都是刑事犯罪，通姦殺人。再一個原因就是由於我在生活方面不大自私，不和別人爭飯菜，爭衣物。所謂爭飯菜，無非一片肉；所謂爭衣物，無非是一塊布。處久了，她們覺得章詒和不錯，有甚麼話想說，想寫封家信，或丈夫提出離婚需要寫協議書，她們會想到我。只要為她們辦了一件事，日後的關係自是不同。我和劉月影密切起來，學殺豬是其次的，主要是通過寫「年終小結」建立起來的。
出獄返京，我看望了林默涵夫人孫岩先生，她是我曾經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文革」中亦遭關押。師生談及監獄感受，二人看法不約而同：管理落後，犯罪愚昧。是的，愚昧！說句不過分的話，若有知識和理性，中國監獄的刑事犯會減少一半。如果劉氏女懂法，如果給他的兒子做心理治療，那麼，一切都將煙消雲散。遺憾的是，現實中沒有「如果」。即使現代家庭制度也是充滿矛盾的模式。不管男女哪一方，如果不顧利害，不計後果，採取聽憑主觀意志或只圖一時之快的態度，那這個家庭就會製造出越軌、不軌及犯罪行為的胚胎體。最初潛伏於深處，暗中滋長，一旦顯露就非常可怕。
一個讀過《劉氏女》的朋友對我提出批評，說：「你只寫出了犯罪過程，沒寫出犯罪動機來。這樣殘忍的犯罪，一定有複雜的動機。」我聽了，很委屈，一晚沒睡好。想不通啊！接觸那些刑事罪犯，個個貌美，人人兇殘，問起「動機」來，有的人居然沒有太多的動機！果真這樣啊，當作何解釋？我對那朋友說：「劉月影的原型親口講，動了殺機就是因為那一場電影。」她無數次地後悔，反復對我說：「最後悔的，就是在『五一節』那天非拉着老魏看電影。我要不拉他去，啥事也沒有了！不離（婚），跟他過日子；離了，跟別人過日子。」可見瞬間之念，即可殺人。之後，我請教了法學家蕭瀚，他告訴我：就有一種犯罪動機，叫無動機。
我對劉月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同情她入獄後的情感挫折。她熱愛生活，熱愛生命，這主要表現在愛與被愛上。她強烈地愛着兒子，兒子拋棄了她；她強烈地愛着老覃，老覃捨棄了她。女性在「愛」的當中，因含有獻身因素而特別悲苦。接觸劉月影，你就會感到這種悲苦。政治犯入獄，一般是有親人理解和守候的。殺人的刑事犯，特別是通姦殺人，入獄後原有的家庭迅速瓦解，她們的情感失去依憑，未來失去歸宿。所以到了監獄，她們特別渴望情感、渴望溫情。這是我來自長期監獄生活的觀察，其中也包括自身的感受。從前，對人的社會性認識不深，一旦進了監獄，監規裏強制性的沉默與間離（如明確規定犯人不得互相勾搭，不得互相拉攏，不得交頭接耳等）使我一下子深刻認識到人的相互依存性。如果用強制手段消滅這種依存性，任何一個人都會陷入深深的痛苦，因為它從根本上違反了人性。很多犯人違反監規、受到懲處，都是由於互相拉攏的問題。而這個所謂的拉攏，往往就是「你給我一片破布」而已。
「花自飄零鳥自呼，可惜顏非故」。劉月影的未來很簡單，很確定──老死在勞改農場就業隊。假如還能獲得一點幸福，那就是有個男人娶了她，前提是不在乎她的犯罪事實。這個男人肯定是她的同類，也是刑滿就業人員，年齡會比她大，身體會比她差。至於孩子，二十年後國家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他的思想觀念轉變了，也許會來探望；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輩子不認自己的母親！我本人更傾向於後者。
親人給罪犯製造的痛苦和犯人給親人帶來的恥辱，絲毫不弱於刑法的懲處。
如果你從《劉氏女》裏看到了東西文化的差異，那差異就一定是愚昧與文明的差異。這個差異是明擺着的，無需囉嗦。而作為女性，中國女性（包括女囚）和西方女性的共同點是非常多的，很值得研究。獄中女性儘管被囚禁，但是生命力旺盛，欲望非常強烈。這方面東、西方女性是一樣的，甚至一點也不弱於西方女人。除了每天勞動，生命欲望是她們的精神中心，情感中心。要問區別嗎？區別僅僅在於中國女囚不善於表達。她們每時每刻都在抑制自己，抑制內心的欲望和衝動。
其中，性衝動是最重要的組成部份，但是，在中國的監獄這是必須根除和驅散的。無論在生理方面，還是在心理方面，實際上又是根本無法根除和驅趕的。這樣一來，就使得她們處在一個不斷自我壓抑，不斷反復掙扎和越來越焦躁的過程中，為甚麼坐牢的人經常發火，有事發火，無事也發火？為甚麼監獄語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性？為甚麼私下裏的談話內容都離不開性？為甚麼年輕女囚違反監規的「醜事」絕大部份是性事？為甚麼劉月影等刑滿人員就業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馬上找個男人？能否結婚還在其次。易風珠終日罵道：「騷貨，臭婆娘，下身是不是又癢了？癢了，我帶你去找棵花椒樹過癮。」剛聽到這些髒話，我非常氣憤。後來，我見到監獄裏發生的許多「性醜聞」，慘目驚心！我不再為「髒話」而氣憤。它是一種畸形的表達方式，表達出女性心中壓抑很深的衝動和難以遏制的性欲。不是女人的性衝動比男人強烈，不是東方女人比西方女人原始，更不是獄中女性比外面的婦女淫蕩。這與思維方式毫無瓜葛，也非「中國特色」，這是人的本能和天性在完全禁錮的環境裏的曲折表現，即自發性受到百般壓抑後的人一種自發性發達。在監獄這樣的嚴酷環境裏，不許談思想，不許談政治，不許談社會，也不許談論他人，剩下的就是色與性了！這種現象恐怕不限於監獄，黃段子盛行也能從另一個層面說明問題。何況，色情本來就是社會的隱秘性嗜好。拿自己來講，我在湯顯祖的《牡丹亭》裏讀到有關「春夢」細緻描述。那時我與同事還開玩笑：真的要「掃黃」，第一個該被「掃」的，就是湯顯祖。進了監獄，日子久了，看了，聽了，感受了，何謂「春夢」？也就懂了。
當然，對女性的犯罪也不可一味同情，或為其辯護。正如孟德斯鳩在《法的精神》一書裏所言：「婦女們失掉了品德，便會有許多缺點繼之而來。她們的靈魂會極端墮落；而且在這個主要之點失掉以後，許多其他方面也會隨之墮落。」有的女囚在強制性地中止了性犯罪，但是強烈的性感受使其難忍難捱，亢奮大於克制，色情升級，形成惡習，性惡習。美麗的少女漸漸成為了魔鬼，性是她們的犯罪，也是她們死亡的舞蹈。
中國缺乏像西蒙娜．德．波伏娃這樣的人，她在 1949年就寫出了《第二性別》，向人們回答了「女人是甚麼？」的大問題，因而成為當代婦女研究的經典性著作。書中所洋溢的女性反省意識，具有普遍意義。書中的批判性對中國女性現狀研究，提供的很好的借鑒。但是，這一切都需要中國女性對自身的了解。看看現在中國女性的境遇及狀態，我覺得「解放」之路，還很漫長。
我會繼續寫的女囚，暫定為四個故事，它們之間有所銜接，有一定的連續性。這個心思在 1979年，就定下了。那時，我剛從四川返回北京，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報到。拿到借書證後，就去圖書館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寫的小說《不幸的一群》，回家後，泡上一杯茶，就開始了閱讀。不久，隔壁的母親就聽見慟哭之聲。她一把抱住我，甚麼話也不說，直到我平靜下來。抬頭望母親，滿臉皆是淚。就從這一刻，我起了心思。
色與性，在藝術創作上很時髦，要賣座，就要色。我講的女囚故事，都屬於這個範圍──是一群向男人施展魔力的美麗女人：淫蕩，放肆，輕佻和兇殘，像嫉妒的妖精，復仇的狐狸，纏人無數的蛇蠍，以及受人厭恨的同性戀等。她們最後大多是不堪收拾的下場。在正經人眼裏，我寫的都屬於鬼怪類人物。很感歎，中國缺少像谷崎潤一郎的手筆，用正經的文字寫「不正經」的日本女性，用傳統風格寫很不「傳統」的日本女人，以極端方式揭示出女性「美」「醜」、「善」「惡」集於一身且互為表裏的情狀，把和服遮掩下的原始人性釋放出來。
三十多年了，我所熟悉的女囚大多離開了塵世。其實，她們的幽靈仍然活着，並以更加囂張的氣勢，更加世俗的手段殘酷地引誘和被引誘。我以為：現代色情「表演」其惡劣性、極端性遠遠超過了從前。無需舉例，打開每天的報紙，你就自然明了。我們只是個表面上的現代國家，審美意識上的精神分裂症很嚴重。這個話題很嚴肅，是當下的，也是學術的，因與主旋律無關，故少人關注。
甚麼是生命？據說四十八位研究者給出四十八種不同的定義。但是任何生命無論善惡，都需要得到認識和理解。
2011年 4月於北京守愚齋
資料來源：2011年05月08日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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