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黃春明七十好幾的年紀，有一次搭乘火車，在狹窄的過道上無意間碰撞了一位高中生的書包，老作家趕緊賠不是，未料那高中生瞪他一眼，回話是這麼說的：「沒關係，反正你也快要死了。」
老實說：這種殘忍的應對在今天的社會並不罕見。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漢學家鹽谷世弘有相當豐富的著述，也為很多由中國輸入日本的典籍做過詳瞻深刻的評析；論世知人，多所創見。他有一篇〈六藝論〉，說得很中肯，只是中國人不見得愛聽：「禮樂養仁，書數養智，射御養勇。漢得四失二，無禮樂；唐得二失四，無禮樂射御；宋元明得一失五，無禮樂射御數，專讀死書，故中國日頹矣。」從文化教養的大方向上看，這話不算離譜。
由於兩千年來政治制度設計上的折騰，以及這折騰消磨士子精力而隳墮實學、貽誤經濟的結果，我們早在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前後，就索性打定主意根本不談六藝了。但是「專讀死書」依舊附靈於教育體系之中，不放過年輕人，這樣的教育制度讓層層級級的考試成為剝奪多數人追求良好學習環境的門檻，學生因之而自私勢利，只學會了「不考不學，無友不如己者」。在這個修羅場上長期挫敗的畢竟是大多數，他們就像民初革命家朱執信在縱論沒有生活希望的士兵之心理時所剖析的那樣：變得野蠻。
《駢廬雜憶》的作者李少陵書中有一章，題曰〈私塾掠影〉，將前清末年各級因科舉而興辦的學校由下而上，大致分成三等，一是私塾，二是崇館，三是書院。後者所聘的老師多係一代名儒，為時所重，但是「所研究的，不外經史子集，詩詞歌賦，仍以書的範圍為多。」居於書院和私塾之間的崇館所聘的老師也多數是舉人、貢生或是知名的秀才，老師對學生也甚少打罵。這一級學校裏不是不出人才，但也得看師生遇合、因緣造化。有那頑劣些的學生，大約明白自己不能在場屋中得意，不免要仗着識字辨理的優勢，也儘做得出魚肉鄉民的買賣，所謂「一地有館，十里不安」，道盡士子欺人的慘烈。
至於最下一級的私塾，李少陵描述的是一個又一個手執戒尺的塾師，這種人一總是將學生由前屋打到後屋，打得遍體鱗傷而不能自已。無論有沒有秀才出身的這麼一個教書匠，讀了半輩子書，年復一年地廝守着供養他、卻注定不比他有出息的幾十個蒙童，日日所事，不外就是圈點句讀，識字背書。「我很了解當日私塾老師何以那樣野蠻？最大的原因，就是生活上的單調苦悶……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永遠沉淪在一個單調苦悶的環境中，只好拿學生來出出悶氣，於是不得不野蠻了。」
近年來在台灣，每隔不多時便會出現標題有着「霸凌」（ bully）的新聞，校園、家庭甚至馬路上的受害者所面對的加害者往往比他們絕望，絕望之人將超限戰爭的手段施諸同儕、親友或無寃無仇的路人，這本是社會必須繼續追問的警訊：「是甚麼人、甚麼事、甚麼制度剝奪了某些人生活的希望？」
然而一旦事不關己，絕大多數公民的反應卻是：「哪裏沒有欺負人的事呢？我們從前只是沒有『霸凌』這個名詞而已。」這話，恰恰見證了更深一層的野蠻。
文明總是在我們不經意的瞬間倒退，於是絕望的人益發地多起來。快要死的不盡是老人，已經死的年輕人卻不少。
資料來源：2011年10月09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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