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聶元梓前的「全國第一張大字報」

談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張大字報，通常會想到北京大學的聶元梓。 1966年 8月 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中說， 1966年 5月 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事實上，全國文化革命的第一張大字報出在北京的「學部」。當時還沒有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所謂學部，是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下有許多研究所，如哲學所、歷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學所、外國文學所、法學所、民族所、語言所、學術資料室、政治部、《新建設》雜誌社等，全學部有一千七百人。當時，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所以，學部也設立了政治部。

哲學研究所的所長是潘梓年，就是潘漢年的哥哥。金岳霖是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是郭沫若，學部黨委書記是關山復，政治部主任是楊述。在聶元梓貼出大字報前二天， 1966年的 5月 23日，在學部一號樓的走廊裏，《哲學研究》編輯部的林聿時和吳傳啟貼出了批判楊述《青春漫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的大字報。接着，學部大樓的走廊內外的牆上、學部大院許多地方貼出來數十、數百張批判楊述、關山復等學部黨委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貼出聶元梓的大字報前，學部牆上已佈滿了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全國報刊從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始，接着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學部的文革就是從林聿時和吳傳啟批判楊述的《青春漫語》開始的。
楊述是作家韋君宜的丈夫，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楊述出身於淮安縣的商人兼地主，父親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影響，很早參加了共產黨，他的母親和兄弟姐妹在他影響下也都參加了革命。抗戰初期，楊述的母親「毀家紓難」，把家裏帶出來的細軟變賣做了黨的活動經費，開辦了一個戰時出版社，出版發行書刊。出版社樓上是活動據點──星芒社。母親的家則是共產黨的地下機關，四川省委擴大會議在那裏召開，油印機密文件由他的哥哥親自動手，母親則擔任站崗放哨的差事。母親兄嫂全都入了黨。哥哥後來被捕後被國民黨活埋了。我在 1964年到學部當研究生。文革開始時，楊述是學部政治部主任，他的辦公室就在一號樓後面的小紅樓裏。

楊述是學部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語》就是他的「罪證」。到 1966年 6月，學部「揪」出來的「黑幫分子」，包括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就有上百人。這些人在大大小小會上受到多次批鬥，對「第一個」「揪」出來的「黑幫分子」楊述的批鬥尤其嚴重。韋君宜回憶說：「當他已經被造反派掛了黑牌，剃了『陰陽頭』，弄得滿頭刀痕，被打得遍體鱗傷之後，他回到家來，見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歲女兒，還囑咐道，『我這次可能被亂棍打死，但是我實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總有犧牲。我就是死了，翻不過案來，你也一定要永遠跟着黨走。』」
楊述與我在河南同一幹校， 1972年，我們從幹校回到北京。回北京後的六年中，楊述成了一個真正的「訪民」。韋君宜說：「他成天寫申訴信、控告信，複寫、重抄，到處去送，自己寄，託人送，還打聽到『門路』，到國務院門口樹林子裏等信訪處的人出來，送給這個組織那個組織，一切領導都告到了。但無論怎麼申訴，都等於石沉大海，而他卻總不死心，還是跑，還是打聽。幾時又開組織工作會議了，關於劃敵我做結論的『槓槓』又有甚麼改變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槓槓』進行核對，然後再寫信，說明自己夠不上『槓槓』。所有這些，足足進行了六年！六年來，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點燃起希望，然後又摧毀。」就是這樣的一個「忠於黨」的楊述，到「四人幫」倒台後的 1978年，那時，學部已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楊述已經得了腦血栓，社會科學院給他的「結論」是「維持原有結論」。

學部「全國第一張大字報」是康生、關鋒指示林聿時和吳傳啟寫的。當學部黨委在 1966年 7月 4日被林聿時和吳傳啟掀翻後，學部成立了「文革小組」，林聿時和吳傳啟掌握了學部大權，當時，誰要反對林聿時和吳傳啟，就會有被扣上「反關鋒」、「反中央文革」的帽子。
林聿時和吳傳啟在文革前合作寫過許多類似楊述《青春漫語》之類的短文。 1966年 8月 8日，哲學研究所彭定炎、郭官義和我等八個人，學着林聿時和吳傳啟批判《青春漫語》的方法，寫了一篇揭露批判林聿時和吳傳啟的大字報。從此，我們八個人組成了「紅旗戰鬥小組」，與學部其他反林聿時和吳傳啟的勢力結合，學部的文革形成了兩大派。
學部的文革對當時北京的文革有很大影響。學部出了兩張文革小報，一是《進軍報》，二是我在林聿時和吳傳啟倒台後創辦的《長城報》（不過我只編輯了四期），上面有當時情況的很多記錄。文化革命過去三十六年了，至今沒有人撰寫學部的文革史。我離開中國已經二十三年，沒有這些資料了，只能作片段回憶。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部完整的「哲學社會科學部文革史」。

資料來源：2012年01月15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