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楊寬教授是我走上史學道路的啟蒙老師。
楊寬， 1914年生，上海青浦人。 1919年秋入讀家鄉的鶴溪小學。五四新文化運動後，鶴溪小學這樣的新式小學堂課程有國文、算術、修身、常識、音樂、圖畫、體操，到高級小學加設英文課程。初級小學國文課是白話文，高級小學的國文課改讀文言文。楊寬從小重視文言文寫作，根底紮實，早期發表的學術論文都用文言文寫成。這在他們一代受新式教育的學者中並不多見。 1938年初，楊寬大學畢業不久就在《古史辨》上發表《中國上古史導論》，長達 340頁，用文言文寫成。當時多數學術論文已用白話文寫作，以致許多人以為是位老先生所作，沒想到作者只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一時名動史壇，被顧頡剛認作古史辨學派的後起之秀。
楊寬教授一生從事古史和神話研究，對先秦史、神話學史、文物考古及中國古代科技史尤有研究，可謂著作等身。這得益於他早年在蘇州中學所受的教育。蘇州中學前身是清代紫陽書院，書院傳統常會延攬着名學者講學。楊寬就讀蘇州中學時，校長是留美學生、做過北平師範大學校長的汪懋祖；老師有國學大師錢穆、語言學家呂淑湘和歷史學家楊人楩。章太炎、胡適、顧頡剛、張其昀、歐陽予倩等一代名師都曾來作學術演講。這在今天不要說中學，連名牌大學都是難以企望的。在這些大師指點薰陶下，楊寬在十八九歲就已嶄露頭角，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墨子》的論文。
楊寬 1936年畢業於光華大學中文系，師從史學大家呂思勉先生。他在呂思勉指導下從事戰國史研究。一部《戰國史》被公認為此領域的扛鼎之作，迄今無出其右者。楊寬治史最大的特點是打通文史哲，由博返約，兼及中西，閱讀範圍之廣，學術規模之寬闊，讓人折服。這對我後來的治學風格影響甚巨。
楊寬在解放前後都長期擔任過上海博物館館長，對保護國寶毛公鼎以及阻止著名的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銅器盜運出國作出貢獻。 1953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1960年一度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 1970年又回到復旦大學歷史系。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我從下鄉的蘇北農村回城，進了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師資培訓班。原先培訓對象規定是高中生，因我所在的農場高中生人數不足，我這個未上完初中的知青也被選上湊數。班上的同學都是原上海重點高中的學生。看到他們侃侃而談各種學問，我自愧不如，於是就如饑似渴地讀書，想盡力彌補缺失的知識。那時讀書涉獵極廣，但主要興趣是在中國古典文學。畢業後去一所中學教書，教了兩年語文，因為沒人教歷史課，我就自告奮勇轉了行，興趣也就轉到了中國古代史領域。先是在學校圖書館找了一本民國年間出版的《中國史》，書是用文言文寫成的，編撰方法卻是現代教科書的體裁。我想，鑽研此書既學了歷史，又可以提升自己文言文的程度。所謂鑽研，就不再是一般地閱讀，而是從頭到尾抄一遍。
此時，聽說楊寬教授在復旦大學講授戰國史。我拜託友人搞到一張旁聽證。整整兩年間，每星期去旁聽兩個半天的課，從教書的中學來回騎三個小時的自行車。後來在那裏還旁聽了徐連達的隋唐史和樊樹志的明史。正式聽課的都是工農兵學員，他們是來「上大學，管大學，改造舊大學」的，對專業並無興趣。反而是我這個旁聽生經常纏住楊先生請教各種問題，後來又開始通信請益，就此成為他的及門弟子。
楊先生勸我不必花死功夫去抄寫那本《中國史》，還說研究先秦史必須有點考古學基礎。楊先生自己是十分重視運用考古資料研究歷史的。他的著作《西周史》引用的考古資料之豐富，令人歎為觀止。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一批西漢竹簡，楊先生在 1979年對《戰國史》作了第一次重大修訂，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許多重要結論。 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一批帛書，內容涉及戰國至西漢初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及科學等各方面。楊寬教授研究發現了帛書中《戰國縱橫家書》的重大史料價值。秦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但歷史短暫，遺留的文獻資料極其有限。 1975年湖北省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楊先生高度重視這批考古資料，撰寫《雲夢秦簡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農業政策》，為秦代史的研究填補空白。以往的歷史學和考古學涇渭分明，楊寬教授可說是把古文獻和考古資料相結合的先行者。遵照楊先生的指導，我就放棄了抄書，開始通讀《資治通鑒》，並拜在上海博物館一位孫老先生的門下學考古和文物鑒定。後來我運用敦煌和吐魯蕃文書籍賬等考古資料研究唐代家族制度也是受到楊先生的影響。
1984年，楊寬教授因遭家變，被迫赴美國定居。這反而使他有了一個寧靜的環境潛心學問，連續出版了許多著作，並留下一部嘔心瀝血寫成的自傳。楊先生出國後，我失去了和他的聯繫。後來自己也雲遊四海，保存下來的那一疊楊先生的珍貴書信也遺失了，頗為可惜。
2005年 9月 1日，楊寬教授以 92歲高齡在美國邁阿密病故。
資料來源：2011年06月19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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