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按：這是我在一九八九年的舊作，各位可以看到勇武社運的思想來源。感謝網友葉政淳幫忙打字。）
香港《解放月報》1989年12月（按：《解放月報》，後來改名《開放月刊》）
驅逐恐龍、解放黃奴
一
八六〇年間，美國南北戰爭將黑奴解放，訂立了人類反勞役、重人權的里程碑。一九八九年，東歐集團國巨變，人民背棄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從「共奴」身分中解放
出來。預計共產奴隸主的命運將如恐龍，終於被人類送入歷史博物館。在恐龍的行列中，中國共產黨可能是最後的一個，它以龐大的恐龍部隊和官僚，虐殺十二億黃
皮膚的奴隸。
撇開意識形態的標籤而談，共產世界和所謂自由世界宰制人民的手段是一致的，都是用精密和科層化的行政機
關控制人民的。所不同者，自由世界礙於經濟效益，控制比較寬鬆，共產國家一味抓權，控制便不留餘地。共產國家遏制剝削工人的具體方法，跟資本家的血汗工廠
並無二致，不過口號更響亮，於是剝削得更理直氣壯罷了。所謂科層化的行政機關，包括軍隊、警察、法院、福利部門、精神病院、大眾傳媒、教育部門等，它們以
精密的檔案分類和科學技術，分別禁制叛國者、刑事犯和政治犯、窮人、瘋子（與社會秩序脫節者）和不肯就範的教師和學生等人。在一個國家裡，真正抓住人民自
由的不是最高領導層，而是地方上輻散式的層層官僚關卡。
比如在中國，高層的變動根本影響不了民主，很多農民連毛澤東
死了十年也不知道，但一提到生產隊或企業單位的秘密檔案制度，他們就身受其害，苦不能言。很多人看中國歷史都不夠科學化，以為中國的封建乃由帝制造成。但
民國的帝制倒下，封建和不自由仍然存在。為甚麼？就是因為中國從西周開始，就有一套在地方上令人民互相監視、互相舉報的「保甲」聯防制度，歷朝奉行不輟。
迄至明清，「保甲」制對每個子民的關懷可謂「無微不至」。民國政府在鄉政上繼續使用之。共產黨竊據大陸（他們沒有獲民主授權），在保甲制度的傳統基礎下，
引入斯大林的共產幹部網絡，正式將鄉政與中央政治連成一體。自此中國百姓便在「當家作主」的口號下淪為「黃奴」，在官僚檔案的天羅地網下忍辱偷生。
解放黃奴，歷史使命至為重大︰一方面是順應潮流，廢棄共產恐龍；另一方面是瓦解二千多年的殘酷傳統——中國人互相出賣、自相殘殺的保甲聯防文化，為互愛互助的中華文化鋪路。
革命是「又說又做」的東西。過去我說的多，這裡就讓我從細微運作的角度，為打擊一個精密而龐大的官僚體制提供實踐的技術。這套現代資訊社會的革命技術，結合具體運作知識，將可摧毀一切現代的官僚組織，使之自行癱瘓，而且又不必動用暴力或遭受鎮壓。
現代革命先驅︰六八年法國民運
一
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民運，遭軍隊血腥鎮壓，廣為人知;但同年法國發生嶄新形式的民運，就鮮為人知。原因是它太成功了，沒有招來鎮壓，故此除了在知識界
引為美談外，無所傳揚。這次民運的主持者並非是傳統式的通儒（general intellectuals），而是專業型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s），他們沒有偉大高遠的政治藍圖和意識型態，只是各自就專業範圍內的技術性問題抨擊政府。他們有教師、學生、律師、醫生、社工
領袖，甚至流浪漢、同性戀者和妓女。由於他們提出的批評都是特定地針對某個政府部門的某些官僚。中央政府也由於並無受到正面挑戰，根本無從鎮壓，任由地方
上的次級官僚「自行了斷」，或辭職，或引退，民運於是便無聲無息地成功了。
解鈴還須繫鈴人，要對付精密
的官僚權力，傳統的道德超人是不濟事的，只有現代化的專精分子才能將之「技術擊倒」。觀之中國八九民運，其失敗處就在口號太大，打擊面太廣，令中共利益受
到全面挑戰，以致原本各懷鬼胎的領導層能暫時捐棄私利，一致對外。學生們（如吾爾開希）將所有共黨人員都看成「不民主的一伙」，避免給上層利用，這是原
則，但卻不是戰略。你不給人利用，就意味你也不能利用人，結果勢單力弱，死路一條。這次民運的慘敗，就在學生一味強調儒家的道德理性，而沒有發運道
家的技術理性。他們在很多地方，都將原則與戰略倒轉了。比如和平、非暴力、甚至自我犠牲，這些只不過是審勢而用的戰略，而非堅定不變的原則。柴玲的屠殺見
証說︰和平的最高原則是犠牲，中國就像一群螞蟻遇上山火，必要大家圍成一螞蟻球滾下，讓最外層的螞蟻（學生）保護內層的。道家的技術理性告訴我們︰和平只
是戰鬥的結果，而非戰鬥的手段; 螞蟻球成團滾下，會一圈圈漸次燒死，最內層的蟻兒不燒死也給悶死。
不
過話說回來，我「戰鬥」亦不只是鼓吹暴力鬥爭，不是因為這不合人道，而是因為在目前形勢下並不帶來技術優勢。當所有槍炮都在敵人手上，你喊暴力鬥爭就只有
送死。不過中共解放軍雖然龐大，但卻不是鐵板一塊，內鬨和矛盾多有，不然鄧小平鎮壓民運就不必調動七大軍區互相牽制了。當一部分軍隊有離心傾向時，暴力鬥
爭就成為戰略之一了。
有時沒有槍並不代表你沒有破壞力，勞動人民有的是極多的空閒時間和遊閒人口，單是這個就足以發動極恐怖（對敵人）但又極安全（對自己）的「行政狙擊術」了。
官僚體制的剋星︰行政狙擊術
現
代社會的管理是理性化的科層組織，它層層叠叠的行政技術可令一切反叛力量分化和肢解，這是其利害處，而其弱點也正在此。現代社會假定社會上的成員都會按照
道德理性和經濟理性行事，這是官僚體制的鎮山寶，然而倘若社會成員不按照這兩個假定行事，而法律又無法予以制裁時，官僚體制便徹底破產了。
說得更清楚點，社會秩序除了由法律正式規範外，主要還是由習俗和經濟理性這些非正式規範來維繫的。而在制定法律時，一般都會以形式化的法學精神立法，但在執行法律時，卻以經濟學的最優化原則行之，這兩者之間的隙綘俗稱為「法律隙」，走法律隙於理不合，但卻法內可容。有法律，就有法律隙，因為立法者永遠不能立法監察和窮盡具體而微、瞬息萬變的世界，執法機關也不會毫不考慮經濟資源貫徹執法。六月五日香港百萬人遊行不會被捕，九、二八「四五行動」三十人遊行卻被暴力鎮壓，就明了執法的理性——捉幾個人容易，捉一百萬人萬萬不能。
舉
個例，一般音樂廳會管制抽煙，但卻不管制放屁，因為官僚假設觀眾有教養，會自行忍屁不放，而且將「不准放屁」立例管制未免流於無聊和極權。好了，假如你對
音樂廳抗議，就大可事先湊足幾十個閒人吃它十斤八斤黃豆番薯，開場之後十股朝天，連珠炮發，當局就只有屈服和就範的份兒。此事缺德，但卻合法。
再
舉一個嚴肅的例。六四期間有人提議擠提所有中資銀行就是一項蠢事，因為打擊面太大，以致連原本不是敵人的港府也要與中資同一陣綫，呼籲港人勿動。若以行政
狙擊術而言，則只需選擇兩間銀行，每天不斷在兩間銀行之下提、存小量金錢，或頻頻銷戶、復又開戶，則可令這兩間銀行行政資源消耗過甚至癱瘓，別的銀行由於
打擊有限，自會袖手旁觀，政府見事件不致影響整體金融，也無從插手干預。兩間銀行的櫃員不甚其擾，自會怠工或辭職，抵制敵人的目的便大功告成了。更重的
是，這種抵制行動打擊點準確，不太影響無辜，而且絕對合法。行政狙擊術的原理就是︰你只要明白了官僚體制的內部運作，就可合法地扼住其咽喉。若不味示威和
盲動，就只有捕風捉影了。銀行法例從來不管制這些行動，因為它假設人人都珍惜時間的，但若你不依假定而行，整個法律體制就會徒呼奈何。
這種戰略在講法治的西方社會有效，在中國不太講法治的社會同樣有效，不過要審慎而行，因為共幹能以「莫須有」治人以罪。其實任何廿世紀的大國不可能不用法治，中共沒有法治，只在中共大憲法的層面而已，在具體而微的勞工、稅務、農林等外緣法例上，中共依然是有法可循的。
民族風格的革命戰術
有
法治就表示有法律隙，有法律隙就可發揮行政狙擊術。由於我是局外人，不了解中共的官僚運作，故只能舉兩個普遍適合的鬥爭途徑。一是行政資源消耗法，每天不
斷以不同的聲音和理由向某部門，以電話及書信方式查問、投訴或提意見，令該部門對外通訊及內部文件紊亂不堪，從而迫使他們妥協。二是行政癱瘓法，對付銀行
的方法如上述，交通工具也可用這個方法對付。比如幾百人依法購票乘車，帶上大量行李，到站後又再購票搭回來，循環往復，這樣便可令交通癱瘓，令運輸部門屈
服。由於這些手段是量化的，故可不斷在數量上增壓，務求令官僚屈服為止。
這種戰術在中國人社會特別適用，因為中國人表面依順，背後卻陽奉陰違，人人都是走法律隙的高手，不過由於不能集體進行，對政府不構成威脅。一般中國民眾之不敢妄動，就因為他們只知道暴力革命是一條死路，倘若有對己安全而又可打擊官僚的技術，政治冷感自然解除。
中
國的行政官僚像世界上所有官僚體制一樣，都不是團結一致的，內裡都是明爭暗鬥，爾虞我詐，若果你整體性地，一把抓地攻擊他們，他們會團結對外。但若你只打
他們一部份，他們準會犠牲小我以求自保。中國領導層一向都是一盤散沙，團結只是一個幻象。他們像一些自私自利的人那樣，都是短期利益的追求者，不會為形式
上的整體利益而鬥。中國官員不怕亂，最怕大亂於己百害無益。比如北京學生一把抓地批評政府，那麼對所有幹部都有害無利，自然群起回擊；但若你聲明只打某個
幹部、某個部門，那麼，幸災樂禍、隔岸觀火有之；落井下石、公報私仇有之；混水摸魚、投機倒把有之。甚至棄暗投明、反戈一擊亦有之。總之，人與黨（集體）
鬥，死路一條，但「與人鬥，其樂無窮」（毛澤東語）。
楊尚昆一伙守舊派之可以能戰勝鄧小平，就是用這個方法。他們不直接打擊鄧，而是向他的左右手故耀邦和趙紫陽等攻擊，鄧小平對胡趙二人又不信任，自然忍痛割愛，但當左右手被砍的時候，他能不引退嗎？同理，要一舉打倒李鵬很難，但要打倒國務院轄下的一個部長或縣長卻很容易。
這種行政狙擊術比暴力鬥爭的好處是它的打擊面準確而細小，破壞有限，而且參與者能增進對官僚體制運作的了解，大大提高群眾監管甚至接收政治力量的能力。
資訊時代的抗爭方式
踏入廿世紀，常規武器的戰爭已由旗鼓囂張的「兵團戰」過渡到無微不至、無迹可尋的「遊擊戰」了。民間運動也應由大型的空泛式示威過渡到細緻的專業行政鬥爭，直接在實質的行政運作上迫使腐敗官僚妥協。
這
種行政狙擊術若能在全方位輻散式地進行，大可形成群眾革命。文革的無政府狀態之得以發生，就由於大躍進時期地方幹部一味假大空，誤報資料，令中央失去對地
方的實質統御力，以致日後根本不能有效統治地方。假若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地方行政陷於癱瘓，全國的無政府狀態就成形了，革命就可以進行了。
現
代理性社會的所謂科層式管治，其實並不如韋伯說的，像個鐵籠（Iron
Cage）一般可怕，而只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幻象。到過泰國旅行的人都看過可憐的大象，牠們力大無比，卻被人類馴服，大象多被鐵鏈栓在木樁上。大象只看到鐵
鏈的堅韌，但卻不知木樁是脆弱不堪的！（當然，在馴象的時候，馴象人會用鐵鉤懲罰掙脫的小象，令他們以後不敢逃脫。）我們在現代社會的人只知道官僚制複雜
而可怕，但卻不知官僚體制的基本假定——人是守道德和以經濟理性行事的脆弱性。這些根本就不是人類的本性啊。人類根本可以隨時脫離社會軌範行事的，只要不
受到法律制裁就行。
我寫作本文的動機，除了探討有效的現代民運戰術外，主要還是希望人類以文鬥取代血腥行動。
資料來源：陳雲的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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